香港創業界為何未能像矽谷般成功,這是一篇論文級的問題,小弟不敢作定論。

不過,若從文化角度,比較同樣講求靈活變通、白手興家的香港和矽谷,卻可以寫成一篇遊戲文章。

我不認為香港人缺乏創意,否則我們怎會出產周星馳、黃子華和學舌鳥?但和矽谷比較,我覺得我們運用創意的目的──解決問題──有微妙不同,從而產生鉅大的差別。

香港:將問題搞掂

陳冠中曾經提出一個貼切形容香港文化的例子。外國導演來香港拍廣告,要本地道具組製作一張特製的椅子。可是,椅子遲遲未有出現。直至到拍攝最後一刻,道具組交出半面剛好用來拍攝的櫈腳。外國導演大惑不解,明明做凳為何只做櫈腳。但香港工作人員卻覺得,采你都霎戇,總之過海就係神仙。

這種水來土掩,將表面問題以最便捷的方式處理,是很香港的態度。呂大樂的《唔該,埋單》說,這種文化其實和公開試文化息息相關。公開試,就是一種不求甚解,在有限時間內完成題目而過關的遊戲。我們擅長玩的遊戲,不是顛覆遊戲規則,而是在遊戲規則鑽些空子,走點捷徑。當香港人發現新問題,最直覺的反應是,「搞掂佢」。

這種文化所衍生的經濟模式,便環繞著如何更便捷地提供服務。地鐵、便利店、茶餐廳便是好香港的產業例子。總之百貨應百客,乜都 can do 。我們不求根本性的革新,只為搞掂件事,令客滿意,然後收工。

 

矽谷:將問題消滅

相反,當矽谷人遇到一條好問題,卻會咬住不放。他們不滿足於只把問題搞掂。他們追求的,不是水來土掩,而是一勞永逸,將問題完全消滅。

就以學習知識為例,港式做法是製作可供速食的補習名師筆記,將需要的知識以容易消化的方式包裝處理。而矽谷的做法是,直接將所有知識 made accessible ,讓人無須再顧慮如何獲取知識,即是今時今日的維基百科。

Uber 或 Airbnb 這些矽谷新貴,其創新之處也是令用家不用再煩惱叫車或旅住等相應的問題。

以解決問題為目標,和以消滅問題為目標,會出現不同的創新模式。Peter Thiel分成「horizontal progress」和「vertical progress」。前者是漸進型的改善,而後者是革命性的發明。所謂的 vertical progress ,可能是出現了完全未曾認知過的解決方法,或者是將某種已知的解決辦法,提升到一個優質十倍的水平。

當然,把問題消滅的目標,並不代表問題真的會被消滅。有些問題是極難被消滅的,而有些問題,解決了會製造新的問題。比如說,社交媒體的出現並不能夠完全解決人際關係的疏離和問題,甚至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,我們要面對一些新型的人際問題。

但無可否認,這些創新科技的確成為了 game changer ,將人類面對的環境轉化到另一個局面。而更重要的是,就算新科技製造了新問題,這些問題也是 dependent  on 新科技,把主導權歸於發明者。要解決如何在社交媒體宣傳資訊的問題,就需要依賴社交媒體的平台。

相比起來,只顧著搞掂問題,最終容易淪為為他人作嫁衣裳。未能獲得主導權之餘,亦未能替自己開拓新局面。

簡單來說,香港人是走精面的勤力人,矽谷人則是死心眼的懶人。